在我有记忆之前，我们家没有房屋，父母先是带着姐姐，而后又添了哥哥，

到处租人家的房屋。

后来，父母买下了一座旧瓦房，对我而言，那是记忆开始的地方。旧瓦房大门朝东，临街的铺面用木板隔出一小半，作为姐姐的闺房。这间铺面曾经租给一位女裁缝，五十来岁，镶着金牙，身上永远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女裁缝要做生意，来不及做饭，就跟我们家一起吃。一天，我从外面回来，也不洗手，掀开饭锅盖子就抓冷饭吃。女裁缝吓了一跳，从此就置了一套锅碗，跟我们家分开吃。

姐姐的闺房西边是父母的卧室，靠着板壁有一排很老很结实的柜子。父亲把杉树枝藏在柜子后面，当我和哥哥犯错误的时候就拿出来打屁股。我们知道杉树枝藏在何处，却并没有把它扔掉，因为父亲很少打人。那天因为什么事，母亲冤枉了我，我找出杉树枝塞到母亲手里，气恼地说：“你打吧！”母亲说：“你错了，我还不能打你吗?”我更加愤怒，就脱了衣服，这下母亲反倒迟疑了。

父母的卧室西边是火落，煮饭的小灶在这里，熬潲的大灶也在这里。这里还是吃饭的地方，有水缸、饭桌和橱柜，挨北墙还有一方小小的天井。

下大雨的时候，天井里挂下成排的檐水，父亲说“成了水帘洞”。旧瓦房到处漏雨，我们就到处摆着盆子、桶子，叮叮咚咚好不热闹。

火落西边是草楼，楼上堆着晒干的稻草，楼下是我和哥哥合睡的床。我喜欢爬到草楼上去玩，在稻草中钻来钻去。有一次，我从草堆里找到母亲埋藏的花生，是用蛇皮袋装起来的。我天天去吃，把花生壳留在袋子里，又在袋底掏个洞口，伪装成老鼠偷食的样子。那天，母亲要炒花生，到草楼上打开蛇皮袋子一看，立即骂我“偷吃婆”。我嫁祸于老鼠。母亲说：“你哄哪个呢?老鼠不会把壳掰成两半，只会把壳咬碎。”

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夏天在家门口吃夜饭。因为天气热，屋里蚊子多，那时候又没有电扇，也没有电视可看，屋里实在待不安稳。到家门口吃饭，街上有凉风，邻里可以聊天，简直是一种享受。每到吃夜饭的时候，一只大老鼠就从我们家屋檐底下沿着两根平行的电线爬过街道上空，去造访对门周木匠家。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跺跺脚，拍拍巴掌，叫喊几声，吓唬吓唬它。后来，见它每天准时过“索桥”，我们就预备了一根竹竿，等它一上“桥”就用竹竿打。我们怕打断电线，缩手缩脚，因此老是打不中。“索桥”秋千一样在空中摇晃，老鼠吓得叽叽叫，但就是掉不下来，最终还是有惊无险

地爬过去了。

住在旧瓦房里还有很多趣事，比如麻雀会在瓦缝里做窝，孩子们乳牙掉了要扔到屋顶上，有时候也把田螺壳往屋顶上扔——我们爱听那清脆的滚动声。

姐姐出嫁之后，我们家把旧瓦房卖掉，买下生产队的牛棚以及牛棚前面的坪地、牛棚后面的菜地，在坪地上建新瓦房。这是一间有木楼的铺面房。楼下放一张床，属于父母；楼上放两张床，属于我和哥哥。父亲用边角木料做了一张简陋的方桌，放在楼上靠窗的地方，用羡慕的口吻说：“你们有书房，还有书桌，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为了鼓励我和哥哥，父亲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书房”窗子的两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新瓦房住了没几年，哥哥结了婚，要分家了，父母又买了一块地，造第三座房屋。

第三座房屋是平房，比起瓦房要气派多了。铺面十分宽敞，正好安下我们家小小的米线作坊，屋顶就是晾晒米线的好地方。铺面进去是楼梯间兼厨房，再进去是两间卧室。屋后还有一个小院，水井、猪栏和菜地都在这里。然而，自从住进了平房，父亲就迅速变老了。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右手抖动不止，右腿微跛，走路迈着小碎步，像是慌张赶路的样子。这是帕金森病，很难治愈。我用力握住父亲的右手，想让它安定下来，却感觉到它热得发烫——肌肉深处，看不见的血管里头，涌动着勃勃的力量，那是病魔在作祟。

父亲去世后，我成了一个背井离乡的游子。每当想念父亲，三座长长的房屋就像三列小火车，从记忆深处呼啸而至，车上有父亲、母亲、姐姐、哥哥，还有我。父亲是车长，母亲是乘务员，我们三姐弟是有时淘气有时乖的乘客。我们五个人，虽然有过各种吵闹，心底却有同样的愿望：旅途要平安，幸福是终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