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是对于才者的惋叹。“生逢其时”，却是对于英雄的赞言！何以如此断言？因为真正的英雄不仅是能“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更是潜伏渊底、最终飞腾九天，吞吐云烟的巨龙。自古以来，无论改朝换代的帝王，还是立德立言的文化巨擘，皆是如此。

历史的长河中，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何者不是结束了一个乱世，又开创了一个盛世？如只等顺世太平，方觉“生逢其时”，方可“有所作为”，那历史则将成为一潭永远丧失生机的浑浊死水。真正的英雄，绝不被动等候，而是洞悉时局，拔刀出鞘，切割时代之腐肉，开创未有之时局。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邓小平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改革开放”，皆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破除僵局、死局，力挽狂澜之创举。对于他们而言，“生逢其时”之“其”，乃“主观能动”之“其”。“生逢其时”之“时”，乃自我创立之“时”。他们以其智勇与气魄雄心改变天下，创立了一个由自己书写而又大济苍生的时代，何谈“不逢”？

然，并非每一位英雄都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改天换地，大展胸臆。英雄中，亦多有难抒怀抱者。那么，他们是否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呢？非也。是否“生逢其时”不能以静止的眼光加以判断，而应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衡量。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乱世之中，诞生诸子百家。其中儒、道二家，若论政治仕途，在当世可谓皆不得志。然而，无春秋之乱世，则无儒、道二家之思想，无孔孟、老庄之诞生。纵然孔子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纵然老子出关，庄周穷至借米，又如何？他们生逢乱世，却恰恰因为洞悉乱世之黑暗高举了理想的火炬，仁爱的精神与“无为”“逍遥”的境界由此而生。在对乱世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及人类理想生存状态的追寻中，他们得以成为文化的英雄，哲学的巨人。“生逢其时”对于这类文化巨擘而言，不是“一时显赫”之“时”，而是跨越恒久之“时”。龙虽蛰伏深渊，一昔腾跃，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图腾。“生逢其时“，焉能以生时之得志显赫来衡量？

“生不逢时“、”生逢其时“，说到底，”逢“与”不逢“并非完全由“时”而定，而是由“人”而定。乱世之中，亦有英雄，治世之下，亦有腐虫。而真正冲破个人利益之局限，敢于开时代之先者，恐早已把“生不逢时”的哀叹抛之脑后，致力于一个时代甚至跨越时代的书写。对于他们而言，对于时代的洞悉，只是为引领人类更好前行的火把。今日我们生逢盛世，何不继承先人的智慧与胸襟，乘扶摇长风，不为一己之腾飞，而为人类之进步。是否“生逢其时”，留与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