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听了一次音乐会。万里重洋之外的德国乐团架好乐器，奏出的第支曲子叫《北京喜讯到边寨》。曲子不必说自是欢快热烈的，听众很轻易地就可以想见山民围着火堆跳舞庆贺的情形；人逢喜事精神爽，大抵如此。

据传，汉武帝有一次带兵出征匈奴。中军刚扎下营便闻前锋报捷。天子大喜，御笔一挥，陕北大地上多了“闻喜”。这样的喜事或许同袁枚优哉游哉地评品高邮咸蛋，在笔记里抄食谱的喜悦是不同的。只不过，汉家天子向来认为朕即国家，分不开也没必要区分来自日常生活的喜与来自国家动向的喜。事实上，“人逢喜事”，不同的人考虑同一件事；是不是觉得逢了喜事会有非常不统一的答案，这就要看它们偏向哪一类了。

先说离本人比较近的。日常生活是一组支离的碎片，但我们可以确信它是我们的感觉最能明确把握的。远一些的像陆羽，对着别人不大愿意下工夫的茶叶琢磨几十年，还写出一本《茶经》。对他而言，尝过一种新茶就是莫大的幸福，足够让他乐呵半天。近一些如我国的某一类散文，我暂起个名字叫作“温馨派”罢，专门写小小细节以宣扬亲情、友情、爱情以及其他高尚名词的“无不在也”。这倒没有贬抑他们的意思。从生活中发现美也好，从细节小处出发也好，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找到喜事，提高生存质量的重要途径。只是，一味追求来自日常的喜有时会陷入矛盾。

这个“有时”指社会衰弱的“有时”。陆羽生活在盛唐，社会与个人都欣欣向荣，这会儿去头疼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没必要。但到了晚唐“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年月，官老爷听完曲固然“喜悦”了。问题在于，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个人的喜随时会在社会冲击下灰飞烟灭。而且，这种当口再搞什么“雅趣”，未免如梁实秋顶着日机的轰炸写《雅舍小品》，有欠接嫌疑。

再说关乎国家动向的喜。经过十二年基础教育熏陶，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只要见到杜甫或陆游，提上两句国家大事，二位肯定会露出苦大仇深的表情。在他们那里，“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结合”，什么“平淡的温暖”与他们关系不大。这当然是可敬的，听到官军收复失地手舞足蹈地写“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爱国者值得每一个人的尊重。但我不禁又要有“自利的个人主义”考虑这种喜悦：个人的喜怒与国家变迁重合，个人几乎就成了国家意志用来说话的嘴，那么，个人又何以为个人?或许在历代先贤看来，个人的思想成为国家的化身正如基督徒虔诚地遵照主的戒律生活，是一种灵魂贴近信条的过程。对宗教或国家的信仰都假定这些信仰中包含个人所追求的一切崇高事物，思想与国家一起脉动并得到的喜悦在这些人看来就是他们想要的喜悦，无所谓自由不自由。而这也正是我感到难以接受之所在。

或许，这两种喜悦不分高下深浅。人逢怎样的事，关乎命运；人因何事而喜，关乎选择。选择了，认定了，就独立面对，我可以在这里指点不同的喜事，却不能指责他人的选择。

又或许我想得太多，太杂，反而将“人逢喜事”的简单情境用凭空创造的假设改造得乱七八糟。也许，它真的无关本质，只是定格在时空里的欢呼与笑容。

“满山都是人浪，笑口高张，热泪如狂！”

人逢喜事精神爽，大抵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