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镇街东门外的路边上，开着一个小饭馆儿。两小间瓦房，没有门脸儿，门旁刷白的墙壁上用红漆竖写着：饭馆。字歪歪扭扭，显然没有请人写。外间摆了两三个小地桌，白茬儿，没有上漆，几把小椅子围着，有人来吃饭，椅子就拉了出来。

里间临路开了一个大窗，用牛毛毡钉了一个窗拍儿，白天用两根木棍支着，晚上放下来插上栓杠。临窗垒了个灶台，两个火口，右边的火口上坐着一口大铁锅，冒着热气，里边煮着剔下来的骨头，改下来的猪皮。左边的火口用来做饭，平时土煤压着，有人来了，用一根铁火箸捅开。

靠里山墙凳着案板，上面放着肉墩、盘子、碗一类的器具。后墙铺着一张小床，中间用布挡隔着。开饭馆的是个外乡人，离镇街有十多里远，姓胡，人们都喊他老胡。老胡，年龄并不大，顶多三四十岁。背微驼，脖儿缩着，圆头胖脸儿，白白净净，好像没有胡须，眼老是眯着，给人的感觉总是在笑。说话没有大腔儿，慢声细语，说啥都是“中啊，中啊。”饭馆就老胡一个人。择菜、洗菜、切肉切菜、煎煎炒炒、端盘送碗、洗碗刷盘子，里里外外就一个人忙。有人问：“老胡，嫂子咋不来拉个下手？”“这小门小店儿会擎跷（承受）住俩人。她还得在家招呼小孩儿上学哩。这伺候人的生意就是磨道里的活儿，干转圈儿，不过，也累不着。”老胡做生意一向按路数儿来，尽管做的都是些“大路饭”，比如蒸个焖面、烧个肉片儿汤、肉丝面什么的，但从不含糊。别的开饭馆的烧一碗肉丝面都是随便抓点儿切好的肉丝，往锅里一扔就成了。老胡则不然，肉丝儿要用小秤称一下，多了去，少了添。就是面条、青菜都按比例。有相熟的在一旁说：“老胡，搁当住了，多点儿少点儿大差不差不就算了，咋恁细致！”老胡说：“唉——那得叫吃够头。称一称，费点事，心里有数儿，踏实。弄啥都得有个道儿。一碗儿肉丝面就是一两肉，肉片汤得三两肉，还得是里脊肉，蛋清儿挂糊儿，过油，别的地方不中。”“门头儿生意不容易。谁囟（傻）啊，咱这儿不临大路，来吃饭的都是方圆附近的，得老叫人念叨着好才中。”老胡的饭做得精细但不抠唆，炒菜，盘子里的菜肴垒的冒高；烧肉片汤、肉丝面总是多出两勺，看到客人快吃完时，端着炒瓢，走上前去，说：“剩这两勺添碗里吧！”很谦恭的样子。

别看多这两勺，就很使客人感动，觉得老胡这人厚诚、实在，会做生意，因为这两勺是饶头。那时，大集体刚解散，人们的生活条件还很差，公职人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几十元。下馆子，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一碗肉丝面七毛钱，一碗肉片汤两块钱，尽管花销不多，没事没非，谁有闲钱下馆子呢。偶尔下一回馆子，喝上一碗肉片汤，那是要回味很长时间的。老胡的饭馆很少支应酒客，说是一个人忙不过来，实际上是不想招惹麻烦，遇着酒性差的人，耍起酒疯不好收场。外乡人不比“坐地苗儿”，说话做事不担哩病儿，谨小心只够本儿。可有时候也躲不了。

八三年“严打”过后没几年，街痞混混又有所抬头。镇街上有个叫闯子的小青年，平日里无所事事，纠集几个“刺儿头”充楞斗狠，耍个“门头虎”，时不时到老胡的饭馆要酒要菜。老胡惹不起，只得陪着小心伺候着。起初，闯子他们也照单儿付钱，很义气的样子。后来，次数多了就挂起了账，老胡也不敢多说什么。时间长了，账越挂越多。有时，老胡试摸着提提，闯子就大着舌头说：“差你几……几……几个钱啊？还……还怕给不了你！”老胡伸伸脖子，咽口唾沫，不再言语。更令老胡闹心的是，闯子他们瞎逛到更深夜晚，饿了，就“嗵—嗵—嗵”锤老胡的门，嚷着要喝碗肉丝面。老胡说：“睡啦，火封住了呀。”几乎是哀求。闯子他们不依，一个劲儿锤门。老胡拗不过，只得穿上衣裳起来，捅开火烧饭。如是再三，老胡不堪其扰，央人去说情。

闯子的父亲说：“生成骨头长成肉了，啥法儿哩！要是一团泥的话，搋搋重做。唉，儿大不由爷啊！”老胡听了，头摇得跟拨浪鼓样，长叹一口气，说：“这几年的生意算是白做了。”几天后，老胡的饭馆便关了门，不知啥时候卷行李走了。三四十年过去了，熟悉当年镇街的人，还时不时地谈论起老胡，谈起老胡烧的肉片儿汤、肉丝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