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樟木箱里，藏着一枚比我手掌还大的军功章。铜质的五角星被磨得发亮，背面刻着模糊的“1952”，红绸绶带褪成了浅粉色，像一朵风干的映山红。

“这是用战友的命换来的。”爷爷总在阴雨天摩挲着勋章，指腹划过边缘的一道深痕。那年他才19岁，在朝鲜战场上当通信兵。一次炸断电话线的任务中，班长为了掩护他，扑在他身上挡住了弹片。“他最后说‘告诉俺娘，俺没给她丢人’……”说到这儿，爷爷的声音会突然哑掉，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又看见雪地里那抹永远倒下去的军绿色。

去年学校组织“红色故事”演讲，我第一次鼓起勇气问爷爷：“您后悔去打仗吗？”他沉默了很久，把勋章别在我校服上。冰凉的金属贴着胸口，我忽然想起爷爷总说“现在的白米饭，是他们没吃过的甜”——他的右手食指少了半截，是当年冻僵后为了握紧枪栓生生冻掉的；他从不买新衣服，说“补丁摞补丁，才对得起牺牲的人”。

那天我站在讲台上，没有背华丽的稿子，只是讲了爷爷的军功章和那碗“没吃过的甜米饭”。台下忽然很安静，后排的女生偷偷抹眼泪，班主任老师红着眼眶朝我点头。下台后，我把勋章还给爷爷，他却摆摆手：“戴着吧，现在的和平，该你们守了。”

此刻，勋章正躺在我的书桌上，阳光透过窗棂，在五角星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我忽然明白，爱国从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爷爷冻裂的手指，是班长未说出口的牵挂，是我们这代人笔下的每一个字、脚下的每一步路。这枚军功章，早把“中国”二字刻进了我的骨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