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班地铁的轰鸣声消失在隧道尽头，我跺着冻僵的脚走出站口。零下十度的夜风卷着雪粒往衣领里钻，手机屏幕显示凌晨一点十七分——辩论赛资料打印店的老板果然早关了门，玻璃门上潦草的“设备故障”四个字，把我最后一丝侥幸也冻成了冰碴。

“小伙子，要打印吗？”沙沙的嗓音从街角传来。

转头看去，积雪覆盖的报刊亭亮着一盏小夜灯，塑料棚顶被雪压得微微下垂，像戴了顶臃肿的白帽子。老板裹着军绿色棉大衣从窗口探出头，鼻尖通红，手里还攥着半块硬邦邦的煎饼。我凑近时才发现，报刊亭侧面挂着手写的硬纸板，红墨水歪歪扭扭地写着：“紧急打印，每张五毛”。

他接过U盘时，袖口露出半截灰扑扑的毛衣袖，肘部打着歪歪扭扭的补丁。老式打印机在亭子里“咔咔”作响，震得棚顶的积雪簌簌往下落。“这机器是二十年前街道办淘汰的，慢得很。”他呵着白气解释，却用布满老茧的手将皱褶的A4纸一张张抚平。打印到第三页时，机器突然发出刺耳的“吱吱”声，纸张卡在滚轴里纹丝不动。他二话不说蹲在雪地上，拆开机器外壳，冻出裂口的手指一点点抠出碎纸屑。冷风卷着雪片灌进他的衣领，他却像感觉不到似的，嘴里还念叨着：“上回有个姑娘印准考证，机器也闹脾气，急得她直哭……”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株倔强的老树。我瞥见报刊亭墙上贴着泛黄的剪报：十五年前的新闻照片里，他站在崭新的亭子前，身后是排队买早报的人群，玻璃柜台上摞着《参考消息》和《北京晚报》。如今亭子里堆满蒙灰的过期刊物，唯有那台旧打印机亮着绿灯，仿佛在固执地对抗时光。

“现在谁还看报纸啊。”他忽然开口，把装订好的资料递给我，眼角皱起细密的纹路，“但总有人大半夜要打印病历、合同、准考证……”雪光照亮他眉梢凝结的霜花，“去年冬天，有个老太太来印寻人启事，说她老伴走丢了。我陪她贴完三十张传单，最后人是在护城河边找到的。”他顿了顿，从铁皮炉上端起搪瓷缸，化开的雪水正咕嘟咕嘟冒着泡，“上个月那老太太还给我捎了罐自家腌的辣白菜。”

我摸出手机要扫码，他却摆摆手：“学生不收钱，快回吧。”转身时，煤炉上的铝锅飘出淡淡的小米香——原来他整夜守在这儿，不只是为了卖几本杂志。走出很远回头望，那盏小夜灯仍在风雪中摇晃，像枚不肯沉入黑暗的月亮。

如今每次路过地铁站，我总会多看两眼那个角落。终于明白，有些光之所以温暖，不是因为它足够明亮，而是它固执地亮在所有人都背过身去的时刻。就像那台老打印机“咔咔”的声响，笨拙却郑重地接住深夜里每一份无处安放的焦急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