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革命英雄是那位用钢笔与热血共同书写的文人革命家——瞿秋白。他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更是从容就义于长汀罗汉岭的忠贞烈士。他的生命虽定格在三十六岁，却用文人的风骨与革命者的赤诚，在历史的天空划出永恒的光芒。

瞿秋白将知识分子的觉醒化作革命的星火。1920年，他作为《晨报》记者远赴莫斯科，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写下《饿乡纪程》，让十月革命的曙光第一次照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他用"英特纳雄耐尔"的铿锵译词点燃无数人心中的火种，用《赤潮曲》的澎湃诗行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在神州大地奔涌。当革命需要时，这位肺病缠身的书生毅然挑起领导重担，在血雨腥风中擎起信仰的明灯。

最令人震撼的，是他面对死亡时展现的文人风骨。1935年被捕后，国民党将领宋希濂以同窗之谊劝降，瞿秋白在囚室写下《多余的话》，将知识分子的彷徨与革命者的坚贞化作坦荡的自白。就义前夜，他铺纸研墨写下"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的绝笔，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盘膝而坐对刽子手笑道："此地甚好"。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恰是中华文脉中"舍生取义"精神的革命诠释。

今日重读瞿秋白狱中手稿，依然能触摸到滚烫的理想温度。他在《赤都心史》中写道："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这何尝不是百年大党初心使命的预言？当我们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瞿秋白以书生之肩担起天下道义的身影，依然在提醒我们：真正的革命精神，既要有改造社会的热血，也要有烛照人心的光芒。

英雄从未远去。长汀罗汉岭的杜鹃年年绽放如血，国际歌的旋律依然激荡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瞿秋白用生命证明，文人的笔与战士的枪同样能穿透黑暗，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革命者的忠诚，终将在历史长河中汇聚成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