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过后，村口的老槐树下就支起了张大爷的铁皮灶。黑黢黢的铁锅架在炭火上，里面码着圆滚滚的红薯，锅盖一盖，炭火的红焰舔着锅底，甜香便丝丝缕缕地从缝隙里钻出来，勾得放学的孩子围着灶台打转转。

选红薯有门道。张大爷总挑那些表皮带泥的，捏起来硬邦邦的，“要这种红心的蜜薯，”他用粗糙的手指敲敲红薯皮，“看着丑，内里甜得流油。”他的筐里总堆着大小不一的红薯，有的圆如拳头，有的长似弯月，都带着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腥气。

烤红薯得用果木炭。火苗不烈，却透着股韧劲，慢悠悠地把热量往红薯里钻。张大爷每隔一阵子就掀开锅盖翻一翻，铁钳夹着红薯在锅里滚动，表皮渐渐烤出焦黑的斑，像撒了层芝麻。“得让每个面都受热匀，”他边翻边说，白气从锅里冒出来，混着甜香扑在人脸上，暖烘烘的。

最让人着急的是等红薯熟透。锅盖掀开时，热浪裹着浓得化不开的甜香涌出来，红薯的皮已经软得发皱，有的地方裂开小口，露出里面橙红的肉，像流着蜜。张大爷用铁钳夹起一个，在手里颠了颠，再用粗麻纸包好递过来：“小心烫，慢慢剥。”

我总把红薯揣在棉袄兜里捂一会儿，等不那么烫了再剥。焦脆的皮一撕开，甜香更浓了，橙红的果肉软乎乎的，带着点焦边，咬一口，绵密的薯肉在嘴里化开，甜得润心，连手指上沾着的碎屑都要舔干净。张大爷坐在小马扎上添炭，看孩子们吃得满脸是渣，便咧开嘴笑，露出缺了颗牙的牙床。

后来村口修路，铁皮灶挪走了。我在超市买过电烤红薯，装在精致的盒子里，甜是甜，却少了那股混着炭火和泥土的香。每次闻到相似的甜味，总会想起张大爷的铁皮灶，想起他翻红薯时专注的样子，想起棉袄兜里那捧暖手的甜——那是土地酿的蜜，藏在烟火气里，一剥开，满是冬天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