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总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八方支援的美德，近期疫情严重，更是有“一省受难，33省支援”。可在这个时刻，却有现代诗人借了九头鸟含沙射影歧视武汉。传闻在张居正曾向皇帝举荐九个武汉籍贪官，可惹恼了清官大臣，“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咒骂便散播开了。而陈衍强的口水诗也大胆引用，地域歧视的思想显而易见。

古代的诗人总是有超群的思想见解，或是心怀天下，或是淡泊名利，即便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也无关痛痒。而当前的诗坛甚至是文学界，他们把写作的难度无限降低，把口水歌当诗，把顺口溜当诗，甚至一些诗人热衷于写那些自己也读不懂的句子，故意讽刺那些社会时事，更别说与读者产生共鸣。陈衍强就是一例，他以为自己的“反讽诗”犹如鲁迅一样针砭时弊，起到惊醒人们的作用，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文学创作着一味迷恋自我，或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之事，其作品永远不会是有思想的作品。就好比写武侠小说的人很多，却始终没有人能超越金庸，因为金庸的武侠世界不仅仅是强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杀伐决断，更是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精神大厦当然离不开文艺创作者的倾情创作。

我所认为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在当代仍然有借鉴意义。紧跟时代的步伐，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是最好的写作方向。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全文没有刻意表现人物的悲喜，可他们与命运斗争的故事，深刻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时代人们生活的真实性——突破贫穷的局限，寻找各自的价值。而我在读《文化苦旅》是，没有经历过其中任何的时代，却仍然被巴金的忧郁气质吸引，被谢家对影视创作的艺术氛围感动，对黄佐临赴国难的气概敬佩。

现在的作品百花齐放，优秀的文学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知晓时代的悲欢，伤痛和喜悦，而对于有一些无病呻吟，著称伤痕文学的作家的作品还是应该好好思考。有一类喜欢写青春小说的作家我尤为厌恶，青春里有美好也有残酷，“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格局其实不利于青少年年欣赏。展现青春的真情实感才是这类作品应该表现的。

陈衍强这类作家很可能不在少数，他们站在自己的道德立高点批判讽刺，地域歧视，反而引起人们的厌恶。同样都是中华儿女，应该这些不幸的人们而表示惋惜，而不是歧视他们，共情不仅仅是创作者的情感，也该是我们所有人的情感。我们只是被困在了家里，而有些人却被困在了这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