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评论：

“以后遇难高考生的父母看到他们只有语文分数的成绩单，该有多难受啊。” 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从五脏六腑蔓延，我像是被捂住口鼻那样，失去了一切声响与呼吸。 是啊，该有多难受啊。

一开始知道司机是蓄意报复社会时，震惊与愤怒接踵而来，眼角斑驳着无言的哀悼。但是很快我便转念，端着局外人的矜持与自以为是的理智：司机也不过是社会车轮下手无寸铁的悲情角色，是无数泥泞之下的因之果。我们应该批判时代苍凉，痛诉社会污点，将目光与愤怒投向更广阔的视野。这才是应有的正确。 正确个啥。

在这样一个被互联网串联的时代，人们的同情心与同理能力由于接触苦难的扩大而逐步异化。正如居伊•波德所描绘的景观社会，当哀悼变成一种泛滥的时尚，同情便被扭曲为一种跟风制造的景观。这种倾向导致了一种结局——寡味的苦难被有意忽视，病态的苦难被大肆理解。同情那些遇难者多么低级，那些高傲的看客可不能止步于此。批判时代与国家，理解作恶者的苦楚，这才显得英明而理性。

这样的病态同情从何产生？熊培云这样回答：“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抹杀了人的多元群体特征与多重忠诚。”司机在这场事件中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被简化为一个限定意义的符号。这样的隔离使他只剩下一个身份——被压迫寻求反抗的可怜人。而那些遇难者则是被轻飘飘赠予一句，“你们运气不好。”在那些看客眼里，这样的悲怆只不过是社会机器下一场理所应当的无奈，没有血泪与死亡，只是符号杀戮符号——前者值得怜悯，后者应该悲叹。

我并不反对从这些漫无天日的泪水中寻觅社会转型的方向，但这不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慈悲过度放大。当你为刽子手辩护时，请想想遇难者被淹没的绝望与坠入湖底的呼喊，请想想他们亲人的不成声的啜泣与哀恸。

请不要指着丑陋，大义凛然地说它是苦难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