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一种成形于唐代，诗的另一种别体。走到宋代，这种文学体裁达到了全盛。

宋，这块文化土壤，赋予了“词”全新的生命。“婉约”和“豪放”两个流派，共同谱写了一曲阴阳和鸣的古曲，特别是豪放词风的兴起，其内容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宴酣之娱，也脱下了“诗庄词媚”旧说。俨然一场词的“文学革命”。

就“婉约”词风而言，或许是这次“革命”不够彻底的表现，也或许是过去缠绵故事的延续。故在这个流派的词曲中，总是难免流露着爱情的缠绵，深闺的幽怨，离别的愁绪。柳永、李清照等人的词，就体现了词派的闺怨，别恨，情长，离愁。品读中，宛如一位多情的婀娜女子向我们走来。

而豪放词风则一改词中这种情感指向，顿时变得大气，豪放，魂魄，似一健壮之男子骑马奔来，好不快哉。

豪放词风的代表主要有苏轼和辛弃疾，虽为“同门”，可是两人的“气质”则不尽一样。

先说辛弃疾的豪放，那是一种大气磅礴的豪放，豪放在场面（战争），豪放在意境。在辛弃疾的词中，很少看见宋人文风上的文雅，反而拥有唐人的那种豪迈之概。

简单拿他的一首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来看，不看内容，光是题目上的“壮词”二字，已然很好的铺垫了这种情感。词中，遣词造句，意象的择期，无不是大笔一挥，泼墨挥毫，是那驰骋战场，铁血男儿的影子。

或许，是抗金的生活经历造就他，梦游战场，报效国家的战斗精神。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国家的不幸，也难免让这位豪放的词人“染上”了淡淡的哀愁，“可怜白发生”也许就是这一情感的写实。然而，报国之心，必将为他驱散沉郁的阴霾。

而苏轼，仕途的浮沉，亲旧的别离，注定了他不会像辛弃疾那样的豪放。

是故，后人则更欣赏这位命途多舛的文人，更愿意品读这位情感“外秀”的感性词人。是情感的共鸣，是哀者的同情，或许兼而有之。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或许最能体现这种豪放的魅力。词中情感由“暗”转“朗”，由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理性追寻之中，落笔潇洒，舒卷自如，这是一种由内而外情感的洒脱，是一种对世俗的参透，是一种对情感的尊重。

《念奴娇·赤壁怀古》起笔凌云健举，落笔余音袅袅，当悲则悲，当喜则喜。词，在此不是他用来掩饰自己情感，愚弄世人的面具。而是自己倾诉情感的听众。

在苏词中，我们看到了词人对于内心情感尊重，还原了属于自己真实的一种情感，没有矫揉造作。通过自我排遣，实现这种豁达与洒脱。这是一个真丈夫，这是一种真豪放。

或许有人会将苏轼的部分词作归入“婉约”，其理由无外乎是这些词中又包含着一种难离的“忧”， “人生如梦”“何事长向别时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样的语句似乎与“豪放”背离，然而，何为“豪放”？可以是辛疾弃意境的豪放，也应是苏轼情感世界的豪放。那个有苏轼开创的，迷倒众生，感动苍生，既食人间烟火，又似六根清净的情感世界。

在我看来，苏轼最动情的莫过于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儿女情长，毫不掩饰，这才是真性情。古时男儿，或许家国重任在肩，认为大丈夫当应国事为重，总是羞于谈论自己内心的爱情。但倘若论今天的社会，苏轼绝对是好男人，爱也说出来。

其实，不管是辛弃疾还是苏轼，抑或是其他宋代的豪放词人，都很难 “一豪到底”。追根溯源，那是在这片风雨飘摇的土地上，愁绪，始终笼罩着这群迁客骚人内心的情感世界。

豪放词中拥有婉约的影子，也就不足为奇，可贵的是那看似婉约中的一股罡风，也是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