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的文化中，向来，“义”如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亭亭立于淤泥之中，摒弃着“利”的污秽肮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崇义”者流芳千古，“慕利”者则遗臭万年。

但这一“崇义”，“弃利”的观点，却又不同于千年后的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便会使他出丑”，马克思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提出“利”才是人类社会的关键所在，我们的一切行为，活动，思想，都是因利而起，因利而存。

孟子曾说，若义和生不可兼得，他便“舍生而取义”，墨子也云：“万事莫过于义”，义究竟是什么，会让先贤们前仆后继的追寻，乃至于之生命于不顾。《礼记.中庸》中说：“义者，宜也。”“义”是社会认为合宜的行为，是顾全大局，坚守心中的信念，不因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是君子所必须拥有的品质之一。

无“义”则非君子，但“义”仅仅是儒家对于一种理想的思想境界的追求，马克思的观点则更加科学，更加贴近现实。至少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目前所追求，往往也是“利”。我们好好学习，希望得到更好的发展，挤独木桥一般为高考拼搏，也是为了更好的未来。

“利”似乎总是站在和“义”对立的一面，取一则必须舍一，迫使我们做一个艰难的选择。孔子曾有两次被叛变的大夫招去做官，虽摒弃这种出尔反尔，作乱的人，但孔子还是欲往，乃至于被子路痛斥为言行不一。急于做官，甚至抛下“义”，作为“崇义”“弃利”先祖，孔子为何要如此做呢？

《易经》中说：“利者，义之和也”，又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作为辩证思想的代表作的易经，认为“义”和“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谈到“义”，为的是避免为私利而抛下大局之利，百姓之利，实则是一个小利换大利的关系，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而并非把人变为只知为他，不知为己的机器。个人的利如果不和集体的利益相矛盾，那往往便是相互促进的作用。如当今的脱贫攻坚，贫困户脱贫了，对于自身有利，也同时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也例如经济上，一个企业的成功，企业家肯定是为了自己能够赚钱，但同时也帮助他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样的例子叠加起来，便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是典型的共赢。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这样的不碍公利的私利的追求所推动的。

抛开“利”，何谈“义”，“义”“利”本相统一，“崇义”和“慕利”也并无矛盾，反而我们应该追求的，即这种统一才是圣人流芳之因，厚此薄彼，甚至完全抛下一，才是骂声之缘。